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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道教防治疫病历史贡献探究

传染病(古称“疠疾、疫疠、瘟疫”)——这个从未被驱散的幽灵,至今仍在现代社会徜徉。它游走在病院的长廊上,盘旋在你我共呼吸的空气里,驰骋在所有生命体之间。

道教的众多道医在瘟疫盛行时,凭借高超的医术,在对抗瘟疫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名道医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对瘟疫防治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和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大量瘟疫防控的实践指导。除了以科仪、法事、符箓、厌胜等方法来驱除瘟疫、安抚人心之外,通过道教医药学家们的医学活动来防治瘟疫,不仅留下丰富的瘟疫防治文献,总结了较为合理的瘟疫认识,而且形成了独到的瘟疫防治方法体系,为我国历史上的瘟疫防治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一、丰富的瘟疫防治文献以瘟疫的防治为主题,道医进行了广泛的医学实践,留下了大量与瘟疫防治相关的文献。典型代表作是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以上不仅被历代医家精心研习,还被收在《道藏》中,指导着道教徒学医以养生、自救、救人。比如《道藏》中收录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根据所治疾病的类型共分为七十三篇,其中与瘟疫防治相关的就有“治卒霍乱诸急方第十二”、“治伤寒时气瘟病方第十三”、“治时气病起诸复劳方十四”、“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治卒发黄疸诸黄病第三十一”等篇,广泛收集了防治一般意义上时疫及霍乱、天花、疟疾、黄疸等专门传染病的医方近270余条,占其全部医方数目的21%,可见对瘟疫类疾病的重视程度。此外在其他的道教医药学文献如《博济仙方》《急救仙方》《寿域神方》《仙传外科秘方》《滇南本草》以及《道藏》收录的《图经衍义本草》《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遗篇》等文献中也有大量与瘟疫防治相关的理论、药物及药方。二、对瘟疫病理的合理认识和总结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就称:“有天行瘟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指出瘟疫是由自然原因引发的传染性疾病,可以预防和治疗。还注意到了气候失常与瘟疫爆发的联系,如《刘子》中称“寒暑不时则疾疫”,《混俗颐生录》中也称“气候小差,人多疾疫,既反其令,疗疠则生”,并从中总结了瘟疫爆发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性认识为古代防治瘟疫提供了有益参考。对于肺结核、霍乱、天花、沙虱等古代常见瘟疫的病因、传染方式及主要症状,道教医学文献中进行了记录与总结。比如对于传染性很强的肺结核,道教医家在很早时期就根据其传染方式推测该病是由某些微小生物引起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恙虫病(古称“沙虱”),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书中详细且准确地描述了沙虱的生活形态以及该病的发病地带、临床特征、传染途径、预防预后等方面。此病要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在其著述中记载早1500余年。还记载了一种疯狗咬人引起的疾病,后世称为“狂犬病”。葛洪认为凡为狂犬咬伤者,应当立即捕杀狂犬,取其新鲜脑组织敷贴于伤口上。此种方法是关于免疫疗法的世界最早记录,比19世纪微生物奠基人法国巴斯德发现狂犬脑有抗狂病物质早1000多年,堪称为免疫学之先驱,无疑显示了我国古代道教医学家们天才的医学洞见。道教医学文献中也注意到了霍乱、痢疾之类消化道传染病通过饮食传播的途径。《千金方》称:“原霍乱之为病也,皆因饮食,非关鬼神,夫饱食肫脍,复餐奶酪,海陆百品,无所不啖,眠卧冷席,多饮寒浆”。这样的措施在古代能有效地起到降低消化道传染病传播的效果。再比如对于天花与黄疸性肝炎,《肘后急备方》中就对其主要症状作了记述,葛洪对天花的记载是世界医学史最早的天花记录,这样详细的症状记录也为后来的医家诊断治疗天花、黄疸性肝炎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三、独到的瘟疫防治措施1、控制传染源采用隔离法,在瘟疫流行期间,文献中则提出了要对患病者的居住场所进行隔离,其方式根据疾病的传播途径因时因地而定。《黄帝内经》提出对瘟疫要注意“避其毒气”,与现代预防医学的隔离思想契合。《肘后备急方》提到将麻风病患者送入深山进行隔离的方法,曰:“余又闻上党有赵瞿者,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赉粮,将之送置山穴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中称:“凡断屋传,须住交染”。指出肺结核的传播形式之一是“屋传”,也即通过居所来传染,因此需要对肺结核病人居住过的房屋进行隔离,从而避免对健康者的传播。“避疾”的方法,使患者远离人群,隔绝了传染源。2、切断传播途径传播途径是指病原体从传染源到易感人群的传播过程,常见的传播途径有:水、土壤、空气、飞沫、经节肢虫类传播等。消毒法是道教常用的防疫手段,包括烧熏、佩挂和涂抹药物消毒,以此来切断病毒传播途径。瘟疫爆发期间要对房屋、空气、水源以及患者的衣物、排泄物进行消毒处理,如《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称:“太上八毒杀鬼赤杖丸……及有瘟疫邪炁在房之内,将一丸丹在香炉内烧。辟邪毒之炁”。《备急千金要方》亦记载佩挂药物防疫法的相关要方,如太一流金散方、虎头杀鬼丸方、辟温杀鬼丸、雄黄丸方和赤散方等。这些药物多是由具有挥发性的草木药及雄黄、雌黄等具有一定消毒功效的矿物药组成,焚烧、悬挂或浸泡时挥发出的有效成分都能起到杀灭病原体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对人居环境进行消毒的过程,能有效预防瘟疫的传染。3、保护未感人群道教医学很早就注意到了瘟疫感染与个人体质的关系,因此强调要增强体质,以此来避免感染瘟疫。现代医学保护易感人群措施主要有免疫预防、药物预防和个人防护等,道教保护易感人群措施多属养生术。《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就称:“即正气存中而神守其本,即邪疫之气不犯之”。指出当人体康健时,就不易感染瘟疫,反之身体衰弱时,就容易被瘟疫侵袭,因此强调要通过摄生调养以及养生术数来增强个人体质,减少被瘟疫传染的可能。在道教医学中还率先发明并应用了免疫接种法来防治瘟疫,即通过捣碎、研磨等方式将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制成“药物”,用来进行瘟疫防治,其作用就相当于原始疫苗,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治瘟疫的作用。比如道教医学中率先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痘术”,将天花病人长出的痘疮经过特殊的处理减轻毒后,再来感染从未得过天花的人,使之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道教中发明的这种“种痘术”在明清之际被改良推广,从天花的威胁之下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民。4、积极的治疗方式道医治疗瘟疫的主要方法有汤药、针灸、行气、导引等传统治疗方法。孙思邈云:“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认为疫病可通过服用药物预防,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列举了诸多辟温方,收录并补充了《肘后备急方》的部分防疫方剂,如岁旦屠苏酒方、柏枝散方、辟温杀鬼丸、雄黄丸方和赤散方等。还主张以“金牙散”防治南方瘴疠等疫病,指出常服吞麻子、赤小豆、酒渍等可断温病,令不相染。针灸法不仅可用于治疗发病的患者,还可以用于未患病者,保护易感人群,避免疾病发生。采用针灸法预防疫病首见于《黄帝内经》,《灵枢·刺法论》曰:“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泄盛蠲余,令除斯苦……以法刺之,预可平”。针刺五脏,可疏通经脉,预防温疫。导引法以肢体运动为主,是配合呼吸吐纳的养生方式,提高身体免疫能力,以强身健体而防病。《诸病源候论》收录有关防治疫病的导引法,如“温病候,养生方导引法云,常以鸡鸣时,存心念四海神各三遍,辟百邪止鬼,令人不病”。又如“延年之道,存念心气赤,肝气青,肺气白,脾气黄,肾气黑,出周其身,又兼辟邪鬼。欲辟邪却众邪百鬼,常存心为炎火如斗,煌煌光明,则百邪不敢干之,可以入温疫之中”。均强调导引法具有辟邪驱鬼、预防疫病的功能。5、具有独特宗教色彩的治疗手段道教的很多术法、仪式都与防治瘟疫相关,很多道医在治疗瘟疫时也是符咒、汤药同施,因此在有非常多的文献记述与瘟疫相关的符箓、咒语、祝由与斋醮仪式。这些文献通常也会对瘟疫的病因、症状、治疗药物等医学内容进行记述,比如南宋路时中所编《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中就有“斩瘟断疫品”专门论述瘟疫的成因与祛除的符咒及仪式,又有“断除尸疗品”专门论述“尸疗”(肺结核)的成因、传染方式、治疗的仪式、符咒及药物。《道法会元》记载宋元时期的“隔瘟法”:“凡邻家有时灾,恐不知忌炁息传染者,须当择一日,奏申行移如意,书篆符命镇断……望病人家向浇画地界,用画河开五路九宫断法禁之,牒檄官将守卫,再以和瘟符烧於灶中及池井水缸等处”。向病人家室“浇画地界”,用“断法禁之”,禁止未患病者进入病人家的地界,从而隔离传染源。在我国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中,道教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千年来留下了无数道教人物防治瘟疫的传说与记载。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传统中医药一如它这数千年面对大疫时的表现一样,不曾缺席,逆行而上。在疫情防治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通过深度介入,全程救治,在不同阶段都取得了成效,发挥了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等独特优势。道教医学在防治瘟疫方面留下的宝贵医学财富至今仍能让人取益,值得进一步发掘探索。参考文献:

梁少媚,杨雪:《古代道教对瘟疫的认识和治疗方法》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疫病史鉴》,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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